一方面是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南京六合、湖北仙桃、湖南宁乡、广东肇庆相继引发公众抗议。群情激昂的“民意”让地方政府宣布工程暂停上马。
另一方面是，杭州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平衡各方诉求，历经“坎坷”后获得居民理解原址落地；长沙北山镇居民切实感受到危废项目带来的发展前景和政策红利。
这种“一面是海水，一面是火焰”的差异背后，正是利用风险补偿机制破解邻避效应的大课题。
应该注意到，利益冲突才是“邻避困局”的本质：相关项目的建设运营可能对部分人的生存权和环境权造成损害，所以才招致强烈反对。
反对者的担忧有一定现实基础。一些运营中的火电、垃圾填埋项目，由于技术落后、管理粗放、监管缺失，造成臭气熏天、污水横流、田地被毁等污染，给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
此前有关方面诸如安全、可靠、无污染等承诺，成了无法兑现的“空头支票”。正因为如此，公众难免心存疑虑和恐慌。
一些业内人士认为，时至今日，科学技术已经取得长足进步，PX、火电、重化工、垃圾焚烧等项目的风险基本可控。
但从现实情况来看，不管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，风险因素都不可能被彻底消除，公众的担忧也应该得到理解和考量。没有问题当然最好，一旦发生问题，势必损害事发地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。
“这个项目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如果只有风险，我凭什么要做出牺牲？”
面对可能在自己周边环境中出现的潜在风险，老百姓都会算一笔“环保账”和“生态账”。在个体得失的利益考量中，公众肯定都会掂量掂量“失去感”和“获得感”。
所以，一方面要公开决策、信息公开，加强科普，通过与当地居民的沟通协商，取得民众的理解和信任。另一方面，对公众承担的风险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机制也不能缺位。
从各地情况来看，风险补偿机制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。一旦遇到“邻避困局”，地方政府和涉事企业习惯于向公众宣讲项目如何重要、技术如何先进、监管如何严格、风险如何可控等等，却极少从利益回馈、风险补偿的角度对公众、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有效协调。如果一味地对公众“晓之以理、喻之以义”，而不是“晓之以情，动之以利”，恐怕只能原地打转，无法破局。
当然，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运用风险补偿的思维。以曾三度易址、引发万人抗议的长沙市危废项目为例，地方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长沙县北山镇的过程中，逐渐了解到当地老百姓盼望发展、摆脱贫困的热切愿望，先后投入财政资金，在当地修路，建学校，扩建卫生院，上马工业园，打造新型城镇，发展花卉苗木等现代农业，让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发展前景和政策红利，从而赢得他们对危废项目的支持。
据《中国环境报》披露，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许多地方都被视为“洪水猛兽”，但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却进展顺利。当地老百姓之所以“不闹事”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潮南区探索建立的生态补偿机制。
比如，每年帮助项目所在地全村5413人缴纳医保、城乡居民一体化养老保险，每年约花费400多万元。其次是按人口每年给予固定的补偿，每年每个户口可以得到500元。“这些地本来都是山地，项目实施让村民实现了增收，村民都很高兴。”
上述两个案例包含的逻辑并不难理解。对公众来说，绝大部分人的行为选择都是基于利益考量的理性行动，纯粹基于情感的非理性行动不多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大部分人反对PX、火电、重化工、垃圾焚烧等项目，无非是因为承担了一定程度的潜在环境风险，却又无法得到相应的风险补偿。一旦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提供合理补偿来对冲潜在风险，很多结就不难解开了。
综上所述，求解“邻避困局”，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补偿机制，其本质是对利益重新协调分配，在“破”“立”之间寻求新的利益平衡。
